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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煤中长期合同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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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下午,一场关于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行的座谈会在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政府会议室展开。

一直以来,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总是个老大难的事,这次会议,就是力图让煤矿和电厂双方“握手言和”、共度难关。

价格、质量之争

毕节市是贵州煤炭生产的主要基地,也是贵州省电煤供应的主要来源地。按照贵州省2018年电煤供应任务,毕节在2018年的电煤任务是2730万吨,占贵州全省电煤任务的39%。

对于毕节来说,金沙县又是该市第一产煤大县,其煤炭产量位居贵州第二位,煤炭税费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60%以上。

也是全国5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国家“西电东送”工程能源重要基地之一。

2108年,金沙县纳入生产建设调度的煤矿51个,其中生产矿井42个,设计产能1455万吨/年,建设矿井9个,设计产能450万吨/年。按照2018年新增电煤供应任务,金沙县的任务是965万吨,其中县内供应两个电厂电煤730万吨。

2018年以来,到4月24日,全县累计产煤452万吨,累计供应电煤283万吨。进入4月以来,金沙县日均产煤5.23万吨,日均供应电煤1万吨以上。

据了解,2017年8月,在金沙县政府的大力组织协调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谈判,全县生产煤矿与电厂签订了到2018年底的中长期合同,约定电煤价格为坑口价8分/大卡。

然而,由于金沙县电煤供应中粉煤、丁煤和块煤价格有较大差异,煤矿和电厂对2018年新增电煤任务中长期合同签订存在较大分歧。

这次座谈会上,煤矿和电厂再次各执一词,为何总是谈不拢?问题出在电煤价格和质量上。

煤矿企业认为,由于煤矿用粉煤供应电煤量不足,需要块煤、丁煤作补充,而块煤、丁煤的市场价格要高出电煤价格很多,这让煤矿很“吃亏”。并且,在目前煤矿企业因机械化改造和瓦斯治理投入较大的情况下,企业生存比较困难,希望将供应电厂的块煤、丁煤按市场价计算。

电厂则认为,凡是进入电厂的煤,都应该按照电煤供应政府指导价坑口价8分/大卡计算。

这又扯出了另一个问题——多年来,关于电煤的热值,煤矿和电厂一直争议不断。

煤矿企业反映,毕节市电煤是按照5000大卡对应8分/大卡计价,当电煤降到4500大卡以下,价格就变成了7分5,到3500大卡时,比7分还要低,煤质差的煤矿对应的价格是越来越低,整体降了电煤单价。

“我们的煤矿都是高瓦斯矿井,每吨电煤300元,除了税收和瓦斯治理成本等费用,几乎都是亏的。”某煤矿业主说,“同一个煤矿的煤,拉到县外电厂能达到4000大卡,送到金沙县内电厂平均才3000大卡。”

煤矿企业认为,电厂以热值定价,影响煤矿供煤积极性。

电厂则说,煤矿用低热值煤供电煤,严重影响机组的利用小时,还对环境造成影响。

此外,煤矿企业对电厂支付电煤款的意见也很大。

煤矿普遍反映,电厂支付电煤款的承兑汇票率达到60%以上,加大了煤矿的负担。

电厂回应说,从电网公司结算来的电费汇票承兑率比例超过了60%,电厂也很无奈。

扭转观念才能共赢

针对煤矿和电厂的价格、质量之争,毕节市工能委副主任鲁茂言认为,在目前煤矿、电厂都亏损的情况下,双方应该转变生产经营观念,共同度过难关。

“煤矿要保证煤源,电厂要想方设法进煤,才能完成电煤供应的政治任务。”鲁茂言说。

鲁茂言分析,过去煤矿主要追求效益最大化,尤其是2015、2016年煤炭过剩时期,电煤价格很低,煤矿想方设法用块煤、丁煤提升效益。

“现在的情况与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鲁茂言说,如果煤矿企业还像过去那样追求利益最大化,当块煤量达到70%时,30%的粉煤就完不成电煤任务。

他建议,煤矿在采掘过程中,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只采块煤,要“肥瘦”搭配。

鲁茂言介绍,目前,毕节市正在大力推动煤矿机械化改造,也是在给电煤保供解套。他算了一笔账,煤矿实现机械化以后,产能释放率达到设计规模的80%左右,而过去炮采片面追求块煤率时,煤矿只有60%的产量。

鲁茂言表示,通过机械化提高煤炭产量,在降低综合成本的同时,提高了效益,也提高了矿井的服务年限,避免了资源浪费,煤矿既完成了电煤供应任务,又获得了效益。

“电厂观念也要转变。” 鲁茂言直言,未来几年,毕节市煤炭供应依然会较为紧张。

在煤炭过剩时期,毕节市曾经出现过电煤供应“绿色通道”——煤矿每吨260元的电煤,如果走“绿色通道”,价格降为每吨258元或者248元,电厂就马上收煤;如果煤矿坚持原价,就只能排队等候卸煤。“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鲁茂言这样“提醒”电厂。面对电煤不断增长的需求量,电厂对煤质的采样应该公平公正,严格按照国家发改委电煤中长期合同煤质计价体系的要求、贵州省政府制定的电煤指导价规定采购电煤。

难的不仅仅是毕节

电煤中长期合同不好签,并不仅仅是金沙县、毕节市的难题,而是整个贵州的难题。

据统计,贵州全省有10家火电集团22个火电企业,电煤供应任务分属7个市州,分别是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安顺市、毕节市、黔南州和黔西南州。

按照2018年4月贵州省政府《关于进一步落实能源工业运行新机制加强煤电要素保障促进经济健康运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煤炭企业、发电企业按照7000万吨电煤供应量签订执行中长期合同,比2017年增加了1000万吨。

在签订2018年电煤中长期合同过程中,“计划电”和“市场煤”的利益博弈,让煤矿和电厂双方很难寻求到利益均衡,这给贵州省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行带来诸多难度。

火电企业普遍反映,上网电价较低,发电利用小时数较少,近年来亏损严重。

而煤炭企业执行中长期合同政府指导价比市场煤价低100至200元/吨。

另一方面,过去签订的中长期合同条款缺少罚则,约定履行难。

为规范电煤中长期合同,2018年1月,贵州省能源局、省经信委等6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合同体现定厂、定矿、定质、定量、定价“五定”原则的同时,明确违约条款等内容。

然而,一些煤矿与电厂签订的中长期合同无违约条款,有的合同中违约条款表述仅为“双方协商解决”,有的合同违约条款只对煤质、验收作了规定。

另一个现象是火电企业较为强势,基层政府协调难。

贵州全省22家火电企业中,有20家为央企或外省控股企业,所有事宜均由其上级集团公司管理,市、州、县政府缺乏调控手段,很多火电企业特别是央企“等、靠、要、推”现象突显,不但没有切实发挥应有的主体责任,反而借助签订电煤中长期合同之机,硬性要求附加其他不合理条款。

例如:毕节市某电厂要求煤炭企业电煤费和运费一票结算才签订合同;六盘水市某电厂要求煤炭企业实施季节性降价;有的电厂甚至要求煤炭企业支付长期存煤场地占用费,并根据用时检测热值结算电煤费用。

此外,煤质检验也成为电煤中长期合同难点之一。煤炭企业在电煤出厂前一般会对电煤质量进行检验,火电企业因担心电煤在途中被动手脚,在电煤进厂前也会检验,虽然煤质检验标准、方法基本一致,但由于抽检样本差异、检验设备不同等原因,检验结果往往存在偏差,供需双方经常因检验结果产生争执。

贵阳市反映,煤矿化验原煤发热量为6000大卡,送到电厂后,电厂化验结果一般只有5700大卡左右,热量损失约300大卡,换算为现金约30元/吨。

此外,煤、电、用资金结算难,也是影响电煤中长期合同的难点。贵州煤炭企业受前几年市场价格巨幅波动影响,债务负担普遍较重。由于上游用电大户长期拖欠电费,电网公司、火电企业不得不部分采用承兑汇票方式,减轻电费和电煤费用直接支付压力,而煤炭企业无法转嫁资金承兑风险,资金链条大多较为紧张,煤电网债务链条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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